艰难的一生26•峰回路转
作者：连传浩。
鹰眼观天涯，每日新闻时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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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的2月，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新起点。
在旧年的腊月末，队委会按惯例要筹钱分红让大家过年。石头队长这几天就雷着我和显波抓紧搞年终决算。
长进短出的总账是算出来了，社员进钱户共需四千多元钱，但队里只筹措了二千多元。
于是，又连夜开会，与大家商量分红的办法，求得大家的谅解，进钱户要想进齐是不可能的了。
再说明天就是过小年，钱放在我这里按兵不动，大家筹钱用心急如焚，也不是个办法。
有很多社员还担心，怕钱放在我这里，又被人瞒天过海地拉扯了。
一切都摊了牌之后，队长最后说：“明天就是过小年，明天上午，各户的户主带上章子，到传浩家去领钱。还有一件事，与大家商量一下，就是对超支户的问题。按道理，既然进钱户要进钱，那超支户也要还钱给队里。好在队里超支户不多，几家做了房子的，还有人家害了大病的，明年他们又是进钱户，他们就可以还清了。这里有几户年年超支的老困难户，需要说一下。”
队长的想法，反正要让人过年，钱，队里是没有能力再借他们了，但可以借些谷，总不能进钱户过年吃肉，人家去讨饭吧。队长讲完话后，大家沉默了。
几位老者一见，忙站起来打圆场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只怪队里太穷了，亏众不亏一，就按石头说的办吧。在会上说的，总比不跟群众商量强多了。”大家也就顺水推舟，散会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起床，就有几个人来喊门了。情有可原，再迟一天，横店的年货就贵一天，他们都是要趁早拿钱去赶集。
我说：“你们在家坐一会，我去喊队长、会计一起来发钱。”
我之所以要喊他俩来“督阵”，就是不想在自己家里，在这个年内无日的几天，去跟那些为分红软磨硬泡的人作无谓的争吵。
果然，有他俩在场，也可能是大家要急于去打年货，也可能是今天是过小年，在人家争吵不好，分红很顺利地结束了。
我说：“显波，你将数字用算盘还打一次，我去撒泡尿再来。”
因下着小雨，离厕所又有点远，见前后没人，我就在芙蓉嫂家的侧边撒尿。
撒完转身，突然见脚下有20元钱踩在泥中，我本能的捡起来，拿着进屋对他俩说：“你们看，是谁这么马虎，一下就掉了两张，上面还踩得怕死人的。”
我放在桌上，用帐本子压着。石头说：“莫担心，你怕是几角钱，这人家不来找。＂于是，我们三人继续总帐。
这时，外面传来泼辣、凶狠的叫骂声：“他不承认，我就跟他把这个老命拼了，一把20块钱，你怕是好玩的，他要是黑良心，就莫想过个好年，我这大年纪还去混他的钱，我不怕他不承认……”
显波一听，说：“这是我婶的声音，靠的住是她的钱。”
显高的娘一进屋，就指着我的鼻尖急得跳脚：“浩，你要是黑良心……”
石头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站起来一吼：“六婆，你怎么问都不问一句，要是被别人捡去了，你哭死了，浩也说不清，钱在这里，你快拿着走，你看这钱被踩成什么样子。”
六婆哑口无言，连个谢谢都没有，掉头逃也似的走了。
她走了，屋内平静了，可我的心里却气得要死。站起来望着他俩算账，自己像突然被雷打痴了一样。
显波一见，忙劝：“浩，莫跟我婶一般见识，她的个丑脾气，看那个不晓得。”
我没理他俩，悄悄的进了房。他俩见无事，以为我在房里找票据什么的。
他俩算完了，叫我出去收理帐具，喊了两声，见无人答应，推开房门，见我睡在铺上。
石头见我还在生闷气，就绕开那事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把桌上的东西一收，吃了饭，我们三人去转一天，看还能不能收几个钱回来。”
我一声不吭地站起来，将账本收起来，放在算盘上，木然地说：“你们将算盘一起拿走吧，这回坚决再不干了。”
石头笑起来了：“犯得着吗，为这点小事？”
“这不是小事，我不怪六婆，多年的积怨，这回爆发了，再干下去，必然栽在他手上。”
我说的“多年的积怨”，他俩一下子就听明白了，我指的是显高。
我和显高的“积怨”源于春环：
公社每年正月的一次和“双抢”前的一次三级干部会，是雷打不动的。
春环上任后，第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（党员彭显高也参加了这次大会），就按队委会在张家大塆讨论时的安排，来到在棉花地田除草的妇女中布置。
春环说：“本来还得几天才能割谷，公社要求今年要黄一块割一块，割一块办一块，办一块栽一块，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栽八一秧。等会收了工之后，我们妇女就去把门口的一片已经黄了的谷分一下，四五个妇女做一组，包着割。今天你们只去看一下，自己找人包好田，明天早上再去割。不过，那块最大的个田，谷还是青的，不能割。”
春环说完，就叫大家今天提前一点收工，拿镰刀到田里去割一点，以免有人明天起的太早，把青谷割了。
当刘金菊的女儿桂华和显高的妹妹再到田里去的时候，春环就说：“在家搞么事，怎么才来呢？再没有黄谷田了，就在我们这里一起割吧。”
“你们已经有四个人，再加我们两个，那一人赚得了几分？”
“明天上午割完了，就回家休息，下午就要收草头的，你还怕没得事做？”
“没有田割算了，我俩再去找。”
“再没有黄谷，来，一起割还热闹些。”
“热闹又赚不到分。”两个姑娘头一扭，就一路说着回家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当队里的妇女来割谷的时候，见昨天的两个姑娘已经快把那个还有些青的大田快割完了。
几个中年妇女还在笑骂她俩：“两个鬼女伢，只要工分不要命，未必你们一晚上没睡觉。”
天大亮，出早工的男社员见一大田青谷还是割了，就议论纷纷：“只顾要猫的卵子，不要猫的性命。”“只顾抢工分，这个田起码得四五天后才能割。”
队长一见，火爆性子又爆发了，挑着一担空粪桶对着田里所有的割谷的妇女大吼大骂：“说的话像放屁一样，一做时间活就磨命，一做定额就不要命。这青的谷也舍得割了，就是阎王的老子割的也好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，到分谷时，扣你这裱子养的弯弯筋。”
石头骂的时候，在一起挑粪的显高，一直没有做声。他是党员，以往遇到损公利己的情况，非出来大声地直言几可不可。这次他的沉默，大家也知道是她的妹妹和桂华割的。
这一天，他很少说话，深知自己的妹妹错了，因为他也去参加了六七天的公社三级干部会。
显高平时有事无事总要来我家玩玩，可自石头骂谷之后，他由我们家门前过，头都扭到一边去了。
我凭感觉：他可能对春环也有意见了，是不是认为春环当了阎王面前的挑事鬼呢？当然，这也只不过是放在心里的事，表面上，谁也没有指责谁。
显高的二妹妹姜小友，那在队里是出了名的，大家都认为她的嘴巴比她妈还厉害，就干脆送她一个外号叫“妇女队长”。
一次，稻场被水淹了，就将湿谷运到学校的大操场上去晒，为了撮谷与背谷，两个“妇女队长”争吵得不可开交，她妈一听，一直由家中点着春环的名字骂出来，站在河对岸指手划脚的骂，总的意思是：轻松一点的事，为什么只准你做而不愿别人做。
春环开始认为是这么样的个假关系，从年龄上她也确实是长辈，就忍着脾气解释，可一旦见她不打算收场，骂得不堪入耳时，就对骂起来了。
小友一见春环“犯上”，要和春环打架被人扯开了。小友的姐姐和妹妹也向着小友，显高的妻子王金莲是个老实人，完全不理这事。六伯一见，忍着气吼了一句：“都吃饱了。”就和我们一起挑着谷去学校了。
队里修黄龙教，考虑到显高是个党员，就叫他在工地负责。
这天，春环因去看望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祖母回来了，回到家，见只上午十点钟左右，队里的男将和年轻妇女全部到黄龙教水利工地去了。队里的中年妇女，正在稻场上捆把子，准备送往黄龙教。
春环本来也在做黄龙教，与其现在空手去，不如也带一担把子去。于是，就拿着绳子扁担，也到稻场上和她们捆了一担把子，挑到了黄龙教工地。
送把子的中年妇女在工地食堂吃了午饭才回队，春环也在工地吃了午饭后，就和大家一起上了工地。
到了下午记工时，春环就问记工员：“我今天上午到吃中饭才来，按惯例，队里送把子来的人，都是记半天的工，还要在工地吃一餐饭。我今天上午也带一担把子来了，下午在工地出工，是不是应按记我一天的工？”
记工员说：“那还用问吗？那怎么能扣你半天的工呢？如果你是空手来的，那就只能记半天的工。”
当时，冯书记，队长和所有的社员都在场，不少的人都说那应该记一天的工。石头还在说：“女将的话总多一些，问些废话。”
可这时，显高不愿意了，站出来反对。他的理由是：“如果今天没有安排送把子，你不是要空手来吗？是哪一个安排你送把子来的，你就去找哪个要时间，是你自己挑把子来的，你就找你自己要时间。”
如果不是有成见，显高不会说这样死抬杠的话。
这次为记半天工而面对面的争吵，算是显高和春环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矛盾的激化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一想到近几年春环和显高形成的僵局，我就难以入睡。我总是尽力迴避，一次也没与显高发生过正面冲突，也从没有一次助过春环的“威”，在家中也总是劝春环别与人结怨，更不能与像显高这样的“自己人”结怨，春环也能听我的，就是脾气发了忍不住。
重提完了这些往事，我沉痛地对石头和显波说：“你们刚才都听见了，自己掉了钱还从家里骂到我家，这是偶然的一时冲动吗？
他家进三百多块钱，是队里的头号进钱户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显高又是上了册的户主，他为什么不来领？而叫他老娘来。
看来，他是彻底不进我家门。如果不是一个心里恨到了极点的人，他会不来吗？将心比心，进这么一大堆钱的高兴事，都化解不了他的怨恨，是他一定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几次矛盾的发生，总是让他下不来。说起是个党员，自从在大队里养蜂回队这几年，队里一点实权都没给他，好像不存在他这个人似的。
他家那么多劳力，按分配也应该分一点权力给他呀。而我，夫妻两个都在队委会，成天神气十足的，我要是他彭显高，心里也不舒服。
我不干了，就可以空出这个所谓的位子，他能接着干，更好；如果他不是为了争位子，不干，他心里也肯定舒服多了……”
沉默了一会，显波说：“你怕哪个想干。说起来显高和我是嫡亲的叔伯兄弟，他小我七八岁，还不是和我争起来了就老子前老子后，你把他有么法呢？”
石头问我：“浩你真的不干？”我说：“这回不是我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，而是不论谁出来带和，我是坚决不干了，自己吐的涎，是不会自己添起来的。”
石头说：“你刚才的一些话，比忆苦思甜诉的苦还多一些。好，账本子还是暂时在你这里放到过年再说，因为在没人接手之前，你这个账千万不能给任何人，这个利害关系你比我清楚。至于你干不干，我也没有谱，明天再通知你。好了，再不谈这些伤脑筋的事，横店去玩，一起走吧。”
我说：“我要将移交手续梳理一下，明天再去，你俩先去吧。”
下午，石头、显波和冯书记到我家中来了。一坐下，冯书记就说：“这回又不干了？”一个“又”子，说得我有点难为情。
由于家庭太困难，这几年，一见别人被队里派出去搞副业赚补助，我也闹着要去，队委会没法，只好让我拍屁股走路。外面做完了，回队后，队委会又劝我搞。
我笑着说：“冯书记，你莫说‘又’。如果我再抢队委会的权，我就围着左港队爬三个圈。”
冯书记也笑了：“那好，那好，叫春环回来搞几个菜，今晚在你这里搞几杯。”
我说：“怎么，丢神棍也要开后门，她上横店去了，酒那跑不了的。”
冯书记又问：“队里的事你丢了，那我再叫你去干一件事，你干不干呢？”
“什么事？”“不管什么事，你干不干？”
“那不说清楚不行，抢班夺权的事我不干。”
“这件事谈不上抢班夺权，到大队里去。”
“到大队里去，又不是抢班夺权，那就是写标语？搞宣传？”
“到大队学校里去。”“去做老师们的饭？”
“不，去当民办老师！”我心里一惊，以为听错了：“什么？”
“去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！”这回我听清楚了，心里一阵狂跳。
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件美差。我总是晚上以借报纸看的名义到小学里去玩，因为小学里的校长、主任，这几年都换成了民办教师，连同老师们一起，都是本大队蛮熟的的年轻人，再加上校长王金汉也是我九年的老同学。
说实话，我羡慕的不是他们那个职业的有意义，也不是职业的轻松，因为自己干农活有的是力气。而是羡慕他们每月有六块钱的补助，学校里还有一片地种菜种小麦。
这六块钱完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，拿回来买油盐。一年六七十块钱，相当于一年喂一头猪的纯收入。
我不能做出那个求之不得的样子，按捺住心中的喜悦，问：“大队里的党员团员那么多，为么事要我去呢？合格吗？”
冯书记说：“不能自卑。这几年派往学校的民办老师，想办法，找路子，不是去当了工人，就是钻进了公办教师队伍，调走了。搞得学校一年不如一年。就是要你这样年纪大一点，老婆伢拖着走不了的，才能稳定，一进学校就想跳龙门，还有个鬼的心思教学生。这次大队安排进去的人，大队支部一致同意你进去，其他几个还争论了半天。”
“哦，大队支部还开会研究了的，那为什么不当时通知我呢？”
“我看见队委会都不同意你走，我打算在这年内几天做一下他们的工作，过了年开学再通知你。上午，石头和我在去横店的路上，谈了半天你的情况，最后说，算了，放他走算了，他说得可怜死了的，学校里也得几个硬轴老师。是石头松了口，我现在才能告诉。不然，你又没犯财经错误，在队委会干得好好的，突然调你去学校，还怕你怀疑是变相拆你的职。说了半天，你到底愿不愿干，还没有表态呀，”
我忙说：“谢谢你们的好意，那我就到学校里去试一下吧，干不好我自己会回的。”
冯书记毛了：“你这个人，还没去就说回，不能老是甩神棍，要专一。我看你能教好书，就是教不好也要学着教，不能说回。”
我忙赔不是：“那好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喝酒，春环再快回来的，我随便搞两个菜，等她回来了再边喝边炒。”
冯书记连忙起了身：“谈喝酒是开玩笑的，只要你同意了去学校，比喝酒强多了，再说教书也不是个么好事，小伢们磨死人的，你一定要干好，不能三心二意。至于工分，大队不会亏待你们民办教师的。”边说，他们三人边往外走。
再过两天，就是除夕了。我想，到明年正月开学，还有十几天的时间，会不会夜长梦多。联想自己嫡亲的舅舅，手中有权，求他当兵也是白求。这回当民办教师，真有那么顺利吗？
我在床上睡不着，半夜就爬起来，写了一封致冯书记和大队干部的公开信。
其内容是写：因目前家庭困难，无能力接大家来我住的个“猪圈”喝两杯，只能用自己拼命工作的实干来答谢领导的知遇之恩，并谈了一下对左港小学现状的分析和自己今后的打算。
第二天，我就将这封信交给了冯书记。我心想，一纸空文虽抵不上一桌酒席，总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。
过年那几天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。当年冯书记说叫我去公社当放映员，不是没几天又吹了吗？
正月初八吃了早饭，听说队里今天要开工。过年后的开工也就是混混时间，我就在家中磨铁锹，这时，门口一阵笑声：“传浩，恭喜恭喜！年过愉快！”
我抬头一见，是学校里的几位民办教师。我忙放下铁锹，站起来打着躬说：“彼此一样！彼此一样！什么风把你们这些文人吹到我家来了。”
校长王金汉哈哈大笑：“你真沉得住气！冯书记说他旧年就通知了你的。不会俏皮吧。这个磨脾气的事总是要人干的呀，走吧，大家都来了。”
春环忙着给大家倒茶喝，没有玻璃盏子，只好用碗化糖茶。王金汉，黄光喜，文志炎，徐延兵笑着端着大碗茶，站着边喝边说笑话。
我叫他们坐一下，王金汉说：“不能坐，不能坐，时间不早了。今天学校有一个重要的会，听说是上级的重要文件，冯书记也在学校，看你传浩有几大的架子，都在等你。”
我忙说：“那就改天再来玩好了。”
说着，就与他们四位一起出了门，向左港小学走去。
出门碰到去出工的人，都说：“你再好了啦，去当老师，你再强哩。”
我说：“还不是吃饭做事。你们慢些忙，我今后星期天，还是要回队里出工的。”
说老实话，1972年2月，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，真正应该感谢彭显高，也应该感谢他的母亲。
这使我逃避了小队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各种矛盾，让我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去重朔自己。
关注鹰眼观新，看人间百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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